國外環境新聞記者的生存之痛

     全球變暖在持續，媒體的關注度也在加強。然而，國外眾多環境新聞記者的處境卻越來越艱難。在歐美等發達國家，由于媒體轉型、市場需求等影響，環境記者面臨著失業與職業傳承的困境；在發展中國家，由于沒有完善的法律、政策及社會支持系統，環境新聞記者面臨著巨大的壓力。           國外環境新聞記者面臨著多重威脅。從全球范圍來看，在一些發展中國家，環境新聞記者在報道問題時面臨著外界壓力，有時甚至面臨人身威脅。在發達國家，雖然有完善的法制保護記者不受人身傷害，但環境新聞記者卻要直面失業的危險；一些環境運動時期建立起來的環境新聞記者培訓單位，也在紛紛凋零，從而使得國外環境新聞記者的職業處境不甚樂觀。

    失業的威脅

    環境新聞記者面臨失業威脅在發達國家表現較為明顯。一般的媒體因為新聞生產周期長、采訪成本高等原因不愿意輕易設置環境新聞欄目。加之發達國家傳統媒體正在轉型，市場壓力較大，環境新聞記者面臨著前所未有的職業壓力。

    一方面，大媒體面臨市場經濟壓力，不得不縮減開支，要減少新聞生產周期長的調查性報道，故而環境新聞記者首當其沖。以《紐約時報》為例，由于主攻網絡版，周期短、產出多的新聞類型更受青睞，調查性報道、科學新聞、環境新聞等，因采訪周期長、內容易被復制變為首當其沖的壓縮對象。而這些新聞曾經都是《紐約時報》獲得普利策新聞獎項的領域。

    《紐約時報》環境新聞記者安迪·雷夫金（Andy Revkin），被解職前為該報從事過15年（1995-2009）的環境新聞報道。雷夫金在《紐約時報》的環境新聞報道中有著光輝的歷史，如長期報道亞馬遜森林被毀事件、東南亞海嘯、新奧爾良颶風等大的災難事件。雷夫金與美國乃至國際一流的氣候學家、環境科學家有著緊密聯系，他是《紐約時報》環境問題報道里少有的具有議程設置能力的資深記者。然而，2009年底《紐約時報》裁員100位，雷夫金以買斷的方式被裁①。被解職后，54歲的雷夫金又重新開始創業，創立了Dot Earth環境新聞博客。從知名記者到博客寫手，這種職業轉變對他來說有諸多無奈。

    另一方面，有能力或者有名氣的一般媒體環境新聞記者也面臨失業的威脅，即使獲得普利策新聞獎也難以逃脫這種厄運。2013年普利策新聞獎全國報道的獲得者之一大衛·哈塞米爾（David Hasemyer）在獲得此新聞獎時，已經被《圣地亞哥聯合論壇報》（San Diego Union-Tribune）解職，他是以自由職業者的身份在非盈利網絡媒體《氣候新聞》②刊載環境新聞而獲獎的。他被《圣地亞哥聯合論壇報》解雇之前就已成名，寫過系列報道揭露威脅科羅拉多河的核廢料，正是這些報道迫使美國能源部門在2000年決定移除這些核廢料以避免污染科羅拉多河③。哈塞米爾被《圣地亞哥聯合論壇報》解職的主要原因是報業發行量的急劇下滑、調查性報道成本高而被迫減員。

    哈塞米爾被解雇并不是個案，與他同時獲得普利策新聞獎的兩位環境新聞記者處境與其相似。伊麗莎白·麥高恩（Elizabeth McGowan）長期從事環境報道，先后在《自然保護協會雜志》（Nature Conservancy Magazine）、《環境雜志》（E/The Environmental Magazine）等紙媒做記者，當她獲得普利策新聞獎時，已經全職在家寫書，成為一位自由職業者。另一位獲得普利策新聞獎的記者為美籍華人宋來（Lisa Song），她畢業于麻省理工學院環境科學與科學寫作專業，屬于環境新聞教育專業畢業的學生。在2011年加入非盈利網絡媒體《氣候新聞》之前，她做過幾年自由職業者專門從事環境新聞報道，主要發表在《科學美國人》（Scientific American）、《新科學家》（New Scientist）和《活在地球上》（Living on Earth）等多家媒體，并無穩定的工作平臺。實際上做調查性報道非常艱難，他們3位為了調查國家石油管道有瑕疵的規定所導致的生態威脅，就花去7個月時間進行調查取證④，這對于一般商業媒體來說是一種難以承受的大成本。因此，這些優秀的環境新聞記者即使獲得普利策新聞獎，也在不斷地流浪于各媒體之間，面臨失業的威脅。

    職業的傳承困境

    自環境運動以來，美國新聞界與教育界合力把環境新聞納入科學傳播領域，在2006年前后達到高峰，美國有50多所大學設置有環境新聞方面的教育，主要面對本科以上學歷、具有交叉學科背景的學生，試圖培養具有自然科學知識的環境記者。然而最近幾年，大學的綠色新聞教育有退潮趨勢。

    首先，一些大學新聞學院的環境新聞專業停止招生，知名的哥倫比亞大學新聞學院也沒能逃過這一劫。哥倫比亞大學新聞學院在美國有著標志性的風向標作用，正如其每年發布的普利策新聞獎一樣。該校的環境新聞教育在1995年開始，由地球科學系與新聞學院合辦雙學位的環境新聞專業，在地球科學本科4年的基礎上再加上2年新聞學學習，也可以獲得新聞學碩士或環境科學碩士學位。這個專業在2009年停止招生，原因是“業界職位的縮減、教育成本的提高以及在校生缺少資金支持”⑤。據哥大該專業畢業的柯蒂斯·布雷納德（Curtis Brainard）介紹，要完成兩年制的環境新聞教育，每名學生需要教育成本89000美元⑥。因為屬于交叉人才培養，教育成本比一般文科要高得多，哥倫比亞大學并不是一個例外，具有某種普遍性。比如紐約大學的科學、環境、健康報道專業（SHRP）也是一個交叉性的環境新聞專業，提供16個月的教育以獲得雙學位或碩士學位，每年招生15個人左右，每位學員完成學業也需要30000美元的教育成本，這比一般的文科還是昂貴許多。

    正因為缺少支撐這種昂貴教育的成本，一些開設環境新聞教育的大學在不斷縮小規模，美國密歇根州立大學奈特（Knight）環境新聞中心就是個典型。該中心是在1994年得到奈特基金的支持下創辦的，是當時美國范圍內第一個在大學受資助成立的環境新聞中心。其創辦后一個重要的業務交流平臺《環境新聞》雜志（EJ）是該中心的對外品牌，每年兩期，由該中心主任、美國環境新聞學會第一任會長吉姆·德特金(Jim Detjen)任主編。后因為奈特基金到期，經過多次掙扎，該刊還是在2011年第1期?？?。目前該中心面臨著資金不濟的窘境，學生的培養也需要爭取到資金以后才能夠進行。

    其次，歐洲具有批判意識的、與環境新聞教育相關的大學教育也出現停止招生的現象，最典型的是英國伯明翰大學現代文化研究中心（CCCS）2002年的停止招生與學科關閉。該研究中心一直是環境傳播研究者對工業文化與消費社會進行批判的重要理論來源之一。

    記者承受的外在壓力

    從西方的實踐來看，環境新聞記者往往是環境正義的代言人，自然受到環境獲利者一方的排擠，而在一些發展中國家由于法律與社會力量等正義規制的不完整，環境新聞記者承受著身心壓力。

    首先，環境新聞記者遭受的身體之殤。國外遭受殺身之禍的環境新聞記者主要出現在欠發達或者是發展中國家，當地破壞環境的工商業利益集團勢力強大，再加之公眾環保參與程度低，結果是環境新聞記者孤軍奮戰，導致很多一線記者受到傷害。例如西里爾·佩恩(Cyril Payen)在報道蘇門答臘島非法砍伐原始森林時，在2009年7月被造紙集團扣押。

    其次，環境新聞記者背負心理壓力。遭受這類壓力的環境記者以南美和中部非洲最具有典型性，這些區域內有大面積的原始森林、未開發的河流與海洋漁場等，從而能夠帶來大量財富。這些區域內的環境保護法規并不完善，政府重視不夠，跨國公司聯合地方勢力獲取資源，同時制造環境危機。故此把環境新聞記者推到靠破壞環境獲利的利益集團對立面，又因為這些區域內地廣人稀，環境記者與利益集團的沖突并非是你死我活的斗爭，結果利益集團以威脅為主，從而使得環境新聞記者承受巨大的心理壓力。如巴西環境新聞記者威爾瑪·伯納（Vilmar Berna）服務于尼泰羅伊的日報《Jornal do Meio Ambiente》，長期揭露該區域曠日持久的地下捕魚業導致里約熱內盧灣的海洋生物多樣性銳減。伯納因此受到既得利益者的威脅。

    公眾參與可以減輕環境新聞記者所受到的精神壓力，例如非洲剛果共和國，在剛果偏僻的村莊穆波迪加（Mbodji），法語電視臺TPT(Tele Pour Tous)的環境新聞記者們報道了該村所在的意大利跨國企業埃尼（Eni）公司開采石油造成當地農田嚴重污染。很快，這些記者受到地方當局的壓力和威脅。為擺脫困境，這些記者聯合當地利益受損的村民游行抗議，并結合民間環保專業人士的取證，把樣本送到實驗室檢驗。這些做法既捍衛了環境受損者的權益，也使得環境新聞記者所受到的壓力得以緩解。